众所周知，学生时代的毛泽东一直品学兼优，这自然离不开各位老师的栽培。先后有文正莹、毛宇居、李漱清、毛麓钟、杨昌济、徐特立、袁仲谦七位老师对他的一生影响很大。

　　16岁以前，毛泽东一直在韶山冲附近的私塾里读书，先后有五位私塾先生当过其老师。尽管在私塾里毛泽东接受的仍是旧式教育，但是，在这里他打下了最初的文化基础，培养了对中国文化和历史的兴趣，也接触到了一些新的思想。这些私塾先生除邹春培外，对毛泽东的成长都产生过极大的影响。

　　第一位私塾老师是文正莹。

　　启蒙老师文正莹是毛泽东的亲二舅，因在同族兄弟中排行第八，所以毛泽东称他八舅父。文正莹是一位生性正直、性情温和的乡中儒士，在家中开了个小私塾，教族中子弟读书识字。

　　毛泽东从2岁多至8岁都是在外婆家度过的。外祖母家务繁忙，怕对他照顾不周出意外，就让他的表哥带他到舅父的私塾玩耍。不料小小年纪的毛泽东竟然不哭不闹，有时还能安安静静地坐下来听课，和同学们一起背书，就这样接受了数年的“学前教育”。

　　舅父对聪慧的毛泽东特别喜欢，有意对他进行培养，除了在课堂上教他读书识字外，还抽空教他一些古诗。在毛泽东能背诵《三字经》《百家姓》以后，文正莹又教他一些难度较高的童蒙诗书，如《千字文》《六言杂字》等，毛泽东也读得朗朗上口。

　　1902年春，父亲毛顺生把毛泽东接回韶山正式入私塾读书。此后，文正莹一直关心着毛泽东的教育和成长，在毛泽东以后读私塾期间，文正莹常借图书报刊给他，开阔了毛泽东的视野。

　　八舅父对他的有意栽培，使毛泽东终生难忘。

　　第二位私塾老师是邹春培。

　　1902年春，毛泽东进入南岸私塾，正式接受私塾教育。塾师是邹春培，也是毛泽东正式入私塾后的第一位老师。

　　平时话语不多的邹春培教学认真、严厉古板，对学生管理严格，常有体罚。由于毛泽东天资聪颖，不需要先生费神，大家给他起了个绰号叫“省先生”。

　　光阴荏苒，岁月如梭。毛泽东在南岸私塾读了两年多书，长进很快。邹春培感到自己的知识已教不了毛泽东，更满足不了他强烈的求知欲望，便找到毛顺生诚恳地说：“润之了不得啊，他的才学比我高，我已经教不了啦。”1904年秋，毛泽东离开南岸私塾。

　　在以后的岁月中，毛泽东常想起自己这位严厉的启蒙老师。忆起在南岸私塾读书时的情景，毛泽东深情地说：“邹先生是个好人啊！他是个严师啊，我那时读书顽皮，不懂得严是爱、宽是害，还造过他的反哩！”

　　邹春培除了严厉外，乏善可陈，他对毛泽东成长的影响远不及其他几位私塾先生。

　　第三位私塾老师是毛宇居。

　　毛宇居是毛泽东的堂兄，学富五车，才华横溢，有“韶山一支笔”的美称，深受乡亲们的尊敬。

　　1906年秋，毛泽东到井湾里私塾毛宇居门下读书。他聪颖好学，深得老师喜爱，但也顽皮淘气，使老师深感头痛。一次毛宇居外出，临行前规定学生要在屋里背书，不准出私塾，先生刚走，毛泽东就背着书包爬到屋后山上去了。一面背书，一面摘毛栗子，书背熟了，毛栗子也摘了一书包。回到私塾，他给每个同学送上几颗，也孝敬老师一份。先生却不领情，责问他：“谁叫你到处乱跑？”毛泽东答：“闷在屋里头昏脑涨，死背硬读也是空的。”“放肆！”先生气得涨红了脸。毛泽东说：“你让我背书好了。”毛宇居知道背书难不倒他，便心生一计，来到院中央，指着天井说：“我要你作一首赞井的诗。”毛泽东围着天井转了两圈，便开口吟道：“天井四方方，周围是高墙。清清见卵石，小鱼囿中央。只喝井里水，永远养不长。”这首诗可以说借题发挥，颇有寓意，最后两句更是令人回味，难怪那位毛先生惊喜难抑、终生不忘。

　　后来毛宇居逐渐改变了教学方法，对毛泽东因材施教，针对毛泽东基础好、领悟力高，他就布置高深一些的教材让他学。鉴于毛泽东求知欲强、喜欢看课外书，他就将自己的一些藏书借给他看，扩大他的视野。在毛宇居的指点下，毛泽东读了许多他喜爱的书籍，学识有了长足进步，尤其是在古代汉语和古文写作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第四位私塾老师是李漱清。

　　李漱清博学多才，思想开明，较早接受了维新思想，是一位充满爱国热情的进步知识分子。

　　严格地说，毛泽东并未在李漱清的学校里读过书。1907年至1908年，毛泽东辍学在家，一边务农，一边读书自学。

　　一天的劳动结束后，毛泽东经常到他家借书请教，师生俩海阔天空地畅谈，李漱清热情地向他灌输维新思想，向他推荐新书，认真地帮他修改作文。毛泽东则向老师汇报他的读书心得，请教种种问题，畅谈自己的志向和抱负。一次，李漱清向他推荐了一本叫做《论中国有被列强瓜分的危险》的书，毛泽东读后受到极大震撼，强烈的爱国、救国情怀充溢着少年毛泽东的心，几十年后他还感慨地说：“在这个时期，我也有了一定的政治觉悟，特别是在读了关于瓜分中国的小册子之后，甚至现在我还记得这本册子的开头一句：‘呜呼！中国其将亡矣！’它叙述了日本占领台湾的经过，朝鲜、越南、缅甸等国被外国侵占的情况。我读了以后对国家的前途感到沮丧，我开始认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胡哲峰、孙彦编著：《毛泽东谈毛泽东》，中央党校出版社2008年版，第12页。

　　在李漱清那里，毛泽东接受了最早的维新救国和民主思想的启蒙教育。

　　第五位私塾老师是毛麓钟。

　　毛泽东的堂伯父毛麓钟是毛泽东的最后一位塾师，也是最有学问的一位塾师。在他那里，毛泽东打下了更为深厚的中国文化的基础，也接受了更多的新思想教育。

　　1910年，16岁的毛泽东到东茅塘私塾读书。他十分仰慕毛麓钟的学识和为人，也不再淘气，刻苦攻读，学识长进很快。毛麓钟也感到毛泽东天分极高，对他格外看重。在这里毛泽东打下了较全面的中国文史知识的基础。

　　毛麓钟本人十分喜欢古典诗词，有很高的造诣，他辅导毛泽东读了许多中国历代诗词名篇，并教毛泽东作了许多诗词习作。在毛麓钟的熏陶下，古典诗词成为毛泽东一生的最爱，并取得了极高的成就。毛麓钟还在思想方面对毛泽东进行教育和启迪，向他宣讲立志成才、报效国家的道理，向他推荐一些时论文章，如梁启超所办的《新民丛报》。那里面许多文章道理新鲜，文笔流畅，毛泽东读后顿觉思想开阔，这对毛泽东后来走上改造旧中国的革命道路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913年春至1918年夏，毛泽东求学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1914年第四师范和第一师范合并）。在长达五年的师范生涯中，毛泽东为以后打下了深厚的学问基础，他的思想也在这个时期开始逐步成熟。在这里，有三位老师对毛泽东的影响最为深远。

　　第一位是杨昌济。杨昌济是长沙板仓人，自幼饱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尤喜程朱之学，乃“长沙大儒”，先后在日本和英国留学长达近十年。归国后，多次辞谢为官从政之请，以教书育人为己任。他重视对学生的修身教育，要求学生要“高尚其理想”，要“奋斗”，“有朝气”，“有独立心”，能“立定脚跟”；为防止学生眼高手低，他又要求学生要办事“精细”，否则“小不谨，大事败矣”。他鼓励学生要不断地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做有益于社会的人。在杨昌济的鼓励和支持下，毛泽东不断地阅读进步刊物，很快他成了《新青年》的热心读者。杨昌济还特别提倡要把思想付诸行动，“凡人欲在社会上建立功业者，欲深谋远虑，动之万全”，很注重意志的锻炼。据说杨昌济每天都用冷水来洗澡，无论是春夏秋冬。毛泽东洗冷水澡的习惯应该是受到了杨昌济的影响。

　　第二位是徐特立。徐特立是湖南长沙县人，出身农民，曾经留学日本。徐特立早年为了抗议清政府在处理教案时妥协退让，竟拿菜刀把自己的左手小指砍掉，蘸着血写了抗议书而蜚声全省，是当时最有血性的激进人物。徐特立倡导“不动笔墨不读书”的学习方法，毛泽东对此十分推崇。深受徐特立影响的毛泽东养成了读书必须写笔记的习惯。他在湖南师范读书时写下的笔记很多，有听课的、有自学的、有摘抄的以及随感和日记，积累了足足有好几篮子。1937年11月30日，毛泽东在祝贺徐特立60寿辰时深情地写道：“你是我20年前的先生，你现在仍然是我的先生，你将来必定还是我的先生。”

　　第三位是袁仲谦。袁仲谦胡须有半尺长，所以人们又亲切地叫他“袁大胡子”，湖南新化人。他酷爱古文，博览群书，国学修养很深，而且他还写得一手好字。袁仲谦教授毛泽东古文长达五年，但是当初毛泽东不喜欢他这个老师，袁仲谦也不喜欢毛泽东这个学生。原因是毛泽东认为袁老师保守专制，袁老师认为毛泽东目无尊长，不敬师门。袁老师说毛泽东的文章是“新闻记者的手笔”。但渐渐的，毛泽东认识到袁仲谦虽然保守专制，教书却尽职尽责，严格要求学生而又诲人不倦且国学功底深厚；袁仲谦也看到毛泽东勤奋刻苦，研究祖国历史文化十分用心，两人最终尽释前嫌。1936年，毛泽东对斯诺说：“多亏袁大胡子，我学会了古文体，今天我在必要时仍然能够写出一遍过得去的文言文。”（本文摘自《魅力毛泽东》刘继兴 编著 新华出版社2009年8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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