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退出公民可自决的审批项目，不仅可以提高行政效能，还可以进一步夯实遏制行政审批环节腐败的制度基础。

《国务院关于第六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近日公布，《决定》取消和调整314项行政审批项目，其中不少项目涉及原先认定的“敏感领域”。引人注目的是，《决定》还提出，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能够自主决定，市场竞争机制能够有效调节，行业组织或者中介机构能够自律管理的事项，政府都要退出。

政府退出无须管理的领域，势属必然。一方面，政府的管理触角不可能抵达社会和经济事务的方方面面，“看得见的手”管得太多，既管不了也管不好，而且无谓增加过多行政成本。这些成本，又往往会通过公民、法人等组织的分摊而消化，实际上，会阻碍社会和经济辅助力量的发育生长。越来越繁杂的社会和经济事务，需要非政府力量的参与治理。

另一方面，成熟社会的养成，从来都是以内生性力量为推手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有能力培养自己的合作方式、行业规范，这些方式和规范往往因为贴近现实而更有效率，因此，可以起到资源合理配置的作用。

还要看到，政府退出，从根本上说就是行政审批权力的下放或交还。不合理的行政审批权，不仅意味着社会负担的加大，还意味着寻租空间的创设。政府退出公民可自决的审批项目，不仅可以提高行政效能，还可以进一步夯实遏制行政审批环节腐败的制度基础。

当然，从现实来看，政府退出该退出的领域，是利益链条的正向重组。意义再重大，作用再积极，也可能遭遇形形色色的软硬阻力。从这个角度讲，要防止政府退出只是名义上的退出。实际上，政府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该管什么不该管什么，以及怎么管，已经建立了比较健全的行政法体系。批次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就是行政法对行政关系的调整，而在上级法层面，也有较完善的法规设计。

让政府退出公民可自决项目别停在名义上，需要系统性和结构性的改进。其一，是严格按照行政许可法等制度行事，否则严肃追责；其二，是尽可能厘清行政审批环节的利益格局，剥离附着其上的部门和个人利益，使行政中立化客观化。如果政府是不必要的利益方，那么，通过各个环节寻求利益就会成为不可消解的内在冲动，政府退出就可能成为空话。类似无视行政许可法的事情仍可能发生。其三，是在公民可自决的事项上，尽可能创造条件扩大其权利或选择空间，如此，才能发挥其创造力和实践力，进而激活更多的社会和经济发展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