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思考或许不应局限于红会，而应从社会慈善的整体格局着眼，进而思考如何促进中国慈善生态的建设。

近日，民政部在深圳发布《2012年度中国慈善捐助报告》。报告显示，去年全国接收捐赠的总额约817亿元，这意味着我国年度捐赠总额已经连续下降两年。其中，红十字会系统的募捐额也已连续两年下降。不过，随着“郭美美事件”的影响进入衰退期，以及红会推出一系列改革举措，预计今年红会的募捐情况可能会有所好转。（9月22日《京华时报》）

大多数媒体在关注这则新闻时，都不约而同将重点放在了“红十字会系统的募捐额连续两年下降”这一点上。不可否认，这样的“取点”牵涉到之前的郭美美事件，而且更能吸引眼球。不过，在我看来，就一个社会的慈善事业的发展而言，社会捐赠总额持续下降显然更值得关注。

以往在论及红十字会乃至慈善体制改革时，大多人都认为，官方背景的垄断慈善组织将制约社会慈善组织的发展；然而，在谈论社会捐赠总额下降时，很多人又习惯性地将更多目光放在红十字会的“减收”上。这无疑是矛盾的，因为这种视角默认了红十字会理所当然应该是慈善主阵地。但事实上，去年全国各级红十字会系统接收社会捐赠为21．88亿元，只占全国捐赠总量的2．68％，而社会组织获得了73．63％的捐赠。对比这两个数字不难看出，红会的“减收”对于社会捐赠总额下降的影响并不大。

当然，必须承认的是，社会捐赠总额的下降与红会自身危机的连带效应有关。但是，社会捐赠意愿轻易受到一家原本不占主导地位的官方慈善组织自身危机的影响，实质上说明我国当前的社会慈善文化还很脆弱。

一方面，社会公益和慈善组织的发展仍存在一定的机制性障碍——比如政府在审批松绑和放权上的滞后，与此同时，社会组织自身发育不足也是重要原因——比如透明机制的缺失，最大限度与社会慈善诉求对接的组织意识的欠缺等；另一方面，社会财富观念的纠偏以及对于财产保护的制度保障，也需要进一步完善和健全。毕竟，一个社会的慈善组织发达程度，包括基金组织的发育都离不开富人阶层的支持。值得警惕的是，2012年度超过亿元的大额捐赠只有34笔，明显少于2011年的41笔，这或是一个反向的信号。

社会捐赠总额的下降，说明“郭美美事件”的影响已经溢出了红十字会本身，但社会慈善之困境却绝非郭美美之错，她只是使原本脆弱的社会慈善生态更醒目地暴露在公众面前。鉴于此，面对社会捐赠总额下降的现实，如果只是寄望于红会去修复公信，显然是不切实际的。

应该看到，社会慈善的发育，应该以社会组织的整体发育为背景，而官办慈善注定只能是配角。从这个意义上看，当下如何促进社会慈善组织的发展，慈善组织如何满足日渐觉醒的捐赠人权利意识，在自身建设上更加规范和透明，或许比红会的改革更加迫切。

有声音称，捐赠总量下降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全球经济形势持续低迷、因重大自然灾害而募捐的情况减少等。但为何同样受到经济影响的美国，其去年慈善捐赠总量却是中国的近24倍？这两种悬殊对比，其实只是道出了一种基本的慈善常识——慈善并非靠天吃饭，在一个成熟的慈善国度，社会的捐赠意愿和行动理应有着稳定的预期。

从这一点出发，面对社会捐赠总额连年下降的现实，我们的思考或许不应局限于红会，而应从社会慈善的整体格局着眼，进而思考如何促进中国慈善生态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