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中央出台多种规定约束官员之后，“为官不易”的感叹就不时出现。规矩多了，官不那么好当了，就影响了官员的积极性，于是“为官不易”的衍生品就出现了——“为官不为”。

4月20日，在第二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推进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组长刘云山说，遵守规矩不是无所作为，“为官不易”不能“为官不为”……

比起以前，现在某些官员正面临上下双重压力：在消费公款时有“八项规定”等纪律的管束；来自上头的巡视组不知道会找到什么人谈话，会问出什么问题；那些在“为官轻易”时候所犯的错误，不知道何时东窗事发；那些情人，也未知何时一不高兴，把照片、视频翻出来“晒”到电子媒介上；在公务活动及日常生活中，又要面对无处不在的手机相机，言行稍有不慎，就可能被传到网上，遭到万众围观……而在中央严管干部之前，尤其在互联网发达之前，哪怕出了问题，也往往可以通过人脉关系进行“消声”处理。

但现在所说的“为官不易”，也只是针对过去而言，与某些国家和地区的官员一言一行都时时刻刻纳入公众和媒体的视野相比，我们的官员还远未到“官不聊生”的地步。某些官员现在感到“不自由”，是因为过去太自由；现在感到“日子不好过”，是因为过去太好过。正是过去太自由太好过，使一些官员产生骄娇二气，一旦遇到“紧日子”就唉声叹气怨怼连连。

当官的感觉没有过去那么好之后，自然就会影响到一些官员的积极性，就出现了“为官不为”现象。官场中本来就有“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和“枪打出头鸟”的潜规则，现在日子紧了，群众评议的分量也有所提升，而管人管事越严格，就越容易得罪人，一些官员干脆就当起了好好先生。

在我们这里，官员的纸面收入并不高，以前因为可以消费“三公”，还有灰色收入，实际待遇并不低。现在三公消费受限制，灰色收入有风险，仅靠工资消费显然就没有过去那么潇洒了。于是有的官员提出了“拿多少工资干多少活”的“相对论”。

我们承认官员也是人，也要吃喝应酬，应该有保证基本消费的收入。但官员的收入，大多数还是在平均线之上，如果仅仅因为额外的收入受限制就消极怠工，那么我们不用“为人民服务”的高标准要求，只用基本的职业道德衡量他们，也同样难以达标。

面对从“为官不易”到“为官不为”的现象，我们恐怕不能只用大道理来教育感化官员了。这不是说我们不需要大道理，而是大道理曾被过度使用，使许多人产生了“抗药性”，已经不那么灵光了；而且大多数官员本身就是大道理的熟练传播者，经常用以教育部下，从来不缺对大道理的了解。我们现在需要的，是用科学的考评制度去考察官员，让“为官不为”的人无法在官场混下去。

然而，我们官员的选拔任用机制，还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还有急需补上的短板。“为官不为”现象能够产生并且持续，正是干部选拔任用问题的表现。

（作者是本报首席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