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偶然的机会，福州仓山的吴氏三兄弟发现了父亲遗留下的4本上个世纪50年代签发的房地产所有证。然而岁月变迁，几处老房子中三处已被扩张成马路，剩下的一处变成了公房被政府出租。(8月29日《东南快报》)

一处老宅，57年前就已有了房产证。然而，时至今日，它是姓“私”还是姓“公”却依是谜题。相关部门、相关专家对此各持一词，看似是政策、法律在“打架”。然而，历史留下的东西向来粗不宜细。当我们置身于不同时代，方针、政策不同，产权的变动其实也不难理解。

1956年，出于对私有制改造的初衷，政府通过统一出租、管理、修缮，并以将租金的20-40％支付给房主的方式，逐渐转变房产的私有形式。说通俗一点，就是国家出资修房子、经营管理房子，并用这样的方式入“股”，再将扩大经营所得的租金支付给房主，逐渐买断所有权。这种方式可以说即符合当时的私有制改造方针，也能最大程度地避免对私有者的直接伤害。

对私有制改造的大跃进，对公有制的强推，以及之后的文化大革命时期，那段历史中的法制环境和私权保护情况，我们可想而知。因此，国家实行剥夺继承权的方式否定物权的政策法规，并不难理解。也正因为此，物权法的出台正废止了先前的相关司法解释，也可谓是保障私利的拨乱反正，与公民物权的回归。

然而，废止不允许继承的相关批复，更多地是出于法律体系的规范化和系统化，是出于对物权权利保护的一种肯定，其本身并不意味着对已完成公有制改造的确权。换而言之，看似政策、法规的打架，并不意味着对房产所有权的变更。这就是说，依照1956年的经租政策，已经完成了私有制改造的房产，其所有权就已变更为国家，与被废止的继承政策并没有冲突之处。

这看起来似乎是对私有权利的侵犯，然而，回归当时的房价水平，及当时政府修缮、扩大出租并支付房主租金的情境中，我们就会发现，情况远没有那么糟糕。

当然，如果这些房产未参与国家经租政策，或者经租政策仍未完成，那房产的所有权就略为复杂一些。但无论如何，通过司法确权的方式着实是一条最佳道路。毕竟，如今的物权法和权利保障，早已是今时不同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