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国内一研究机构发布了一份关于今年一季度经济形势分析和全年预测的研究报告。报告指出，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大幅上涨已经开始通过国内生产资料的快速上涨影响到最终消费品价格的上涨，输入性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正在形成。这个研究成果，引发经济界关注。

通货膨胀指的是一个经济体中的大多数商品和劳务的价格连续在一段时间内的普遍上涨。因为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从而导致国内生产原材料成本上升，进而使得价格水平上涨的通货膨胀，就是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最终会借由产业链传导到最终商品，最后表现在消费端就是消费品变得更贵。因此对于普通民众来说，这种通胀的影响可能会表现为一些制造商品的价格上升，包括电子设备、汽车零部件等，也可能会对一些食品成品产生影响，例如饮品等。不过，这种通胀较温和，除了上面提到的几类以外，大多数的农产品、食品和日用品基本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消费者总的生活成本会比较稳定，因此不必过度恐慌。

从宏观和国际角度来看，这种通货膨胀在一段时间内还将持续下去。现阶段，为了应对疫情对国内社会生产造成的冲击，提振经济增长动力，前五大全球流通货币中的四种，包括美元、欧元、日元和英镑，所对应的央行实行的是低利率甚至零利率的货币政策。这种全球性趋于宽松的货币政策，最终在大宗商品的价格上必然有所反映。而且，结合目前世界多国的疫情防控情况来看，生产和就业的双重压力依然存在，预计这种宽松的货币政策还将持续下去。相较之下，中国货币政策则表现为稳健中性。去年在LPR（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换锚过程中，打破了市场利率的“地板线”，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利率的走低。综合国内外多方面情况来看，中国或不大可能也不必在当下施行紧缩性的货币政策来应对通货膨胀。

当然，对于这种输入性的通货膨胀，我们也不应任其发展，适当的宏观调控还是必要的。首要的就是，以审慎的态度保持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给货币政策预留操作空间。不松不紧的货币政策方向仍然是我们应当坚持的。如果为了应对通货膨胀而采用紧缩的货币政策，那么由于海外利率较低，极有可能会带来资本外流，造成股市震荡，压制国内需求增长，最终会把经济拖入“滞胀”的泥淖，影响国内的经济秩序。发达国家可以借助国际市场转移通胀的影响，笔者认为，当前我们也应进一步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化支付和流通地位，进一步推动对外开放，开展一系列以人民币为结算工具的贸易合作，强化人民币在一揽子货币中的作用，化解国内的通胀压力。

经济学供给学派和新凯恩斯主义的理念可以充分为我们所用。既然在货币政策总的理念上应当继续保持审慎中性的态度，那么就应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微观化方面下功夫，发挥其供给效应，提高供给数量和质量，这也是应对成本增长型通胀的有效办法。比如在支出微观化方面，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大对于弱势群体的支持以及创新企业的支持；进一步优化利率期限结构，对不同类型的企业提供差异化的贷款利率帮扶，提高有效供给能力。在分配微观化方面，则可以考虑适度调整收入分配结构，提高工资性收入占比，充实中产阶级群体，民众荷包鼓了才能保证一个社会的消费能力。

总而言之，面对输入性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我们不必过度反应，宏观调整政策应坚持审慎态度，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为货币政策预留调控空间，同时在具体细节上注重发挥政策的微观效果和供给效果，提高有效供给能力，积极应对通货膨胀的影响。

（作者：盘和林，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