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产妇在北医三院抢救无效不幸离世的消息引发关注。亡故产妇杨女士所在单位发函称，希望医院对死者的离世原因做出公正、透明、翔实的调查。医院则表示，初步判断猝死原因为主动脉夹层破裂，而杨女士去世后其家属数十人滞留产科病房，大声喧哗、打砸物品、追打医务人员。杨女士家属否认打砸医院和天价索赔。

“生平最爱听的声音，就是婴儿出生后的第一声啼哭。”有“万婴之母”之誉的我国著名妇产科专家林巧稚曾如是说。短短一句话，或许道出了所有妇产科医患人员的心声。妊娠26周多的杨女士不幸离世，医护人员不愿意看到这一幕，家属自然更是难以接受，这是最正常的情感反应。

家属不认同结果，可寻求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不满意调解，可拿起法律武器。面对调解，院方有权利辩解；面对被诉，院方更有责任直陈事实。这是解决医患纠纷的最好路径。最糟糕的方式，则是将法律抛在一边，互相指责，甚至使用暴力。在“医闹”已入刑的情况下，如果维权手段过激，恐怕难逃法律规制；而根据侵权责任法等法律，若属医方有过错，同样需要承担赔偿责任。

杨女士究竟死于何因，尚需调查；杨女士家属究竟有无打砸医院，同样需要调查。而在这关口，死者所在单位、医院、医师协会三方各自发出声明，一时被人称为“某某院大战某某医院”，也属于过度解读。法治时代，无非讲究一个“理”字。这个理，既是道理，也是法理。理直才能气壮，而不是比谁嗓门大。一起医疗纠纷，演变成围观者众的舆情事件，恐怕也非各方所愿。

多年来医患关系紧张，甚至催生了频繁出现的专业“医闹”，不仅让医护人员惶恐，也给很多患者带来不安。曾有医生感叹，不怕你告、就怕你闹，不怕流泪、就怕流血。化解医患矛盾，已到了必须重装“操作系统”的时候了——不再是小修小补，安装“杀毒软件”，而应该重建医患伦理，重构调解规则。

当前，处理医患纠纷，既不缺调解机制，也不缺诉讼手段。但是，对于少部分患者来说，由于信息不对称，以及专业医疗知识匮乏，导致他们不确定调解机构能否保持公正，也不确定司法机关能否主持正义，于是不相信规则，也不相信法律。如何确保规则透明，如何力求信息对称，如何使法治的公正运送到世人心中，亟待破解。规则有公信力，法治有生命力，暴力“源代码”就失去意义，“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的固化思维就失去滋生空间。

更应看到，司法救济毕竟是最后的手段，而且事实上也不能“包治百病”。化解医患纠纷，更需重在防范。这既需要患者意识到，现代医术再发达，也有无能为力之时；也需要医者有严谨态度，有慈悲情怀，医生给病人开出的第一张药方，应是关爱。正如“现代医学之父”威廉·奥斯勒所说，我们面对的不是机械也不是冰冷的石材，而是一个个热血沸腾的生命，要求我们不仅是用头脑去思考该怎么治疗，还应该用心去感受、去帮助、去安慰。

医护人员和患者是不折不扣的命运共同体。在医疗水平贫瘠、医疗资源匮乏的年代，医患同舟共济，共驱病魔；如今，医疗卫生条件已经大为改观，医患可说是同乘“豪华游轮”，更应齐心协力，毕竟病魔才是共同的敌人。你若深信不疑，我必全力以赴。不断增进互信，不断激活制度的力量，相信医患关系终能走向融洽，实现共赢。

【每个公民依法维护自身权益，所供职单位、工会组织、公益组织或有关公权机关都可以给予必要的支持与救济。这样公民就能真切感受到，自己是一个有“单位”、有“娘家”的人，而不是一个举目无亲、孤苦无助的弃儿。】

1月11日，北医三院产科患者杨女士因主动脉夹层破裂突发呼吸心跳骤停，经抢救无效母子双亡。杨女士所在单位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发出公函，希望医院对事件进行透明、翔实的调查，给出真实、完整的结论；北医三院指称死者家属打砸物品，追打医务人员；中国医师协会发布声明，力挺北医三院。事件引发较大社会影响，中科院理化所“公函维权”受到不少人质疑。（相关报道见1月18日《北京青年报》）

虽然北医三院初步得出结论，认为“主动脉夹层初期症状不典型，一旦发生主动脉夹层破裂导致心包压塞，抢救成功率很低，死亡率极高”，院方对杨女士病情的处置并无不妥，但毕竟造成了母子双亡悲剧，死者家属肯定难以接受惨痛的事实，也难以认同医院给出的说法，因此出现激烈的情绪和言行，医院对此自当有所体恤。现在，死者家属和院方在两个问题上存在很大争议，一是杨女士死亡的原因，以及医院在处置过程中是否存在过失，是否属于医疗事故。鉴于医患双方立场尖锐对立，这个问题只能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交由权威机构依法调查认定。二是，院方指责死者家属组织“医闹”，严重扰乱医疗秩序，死者家属对此否认。事实真相究竟如何，有待公安机关依法调查认定。

而中科院理化所向北医三院发出公函，支持死者家属依法维权，希望院方本着尊重生命、实事求是的原则，对事件认真调查并得出可靠结论，他们的“公函维权”首先受到中国医师协会的质疑，被认为程序上存在重大缺陷。质疑者的逻辑是，杨女士在医院就医经抢救无效死亡，无论院方是否存在过失，是否属于医疗事故，都是杨女士的“私事”，与她的公职和公务无关，与她所在工作单位也没有关系，中科院理化所以发“公函”的方式介入此事，程序上缺乏合理性，甚至有“滥用公权”之嫌。这种质疑其实过于严重了。中科院理化所是一个学术研究机构，不属于权力机关，其发出的“公函”只是作为一个研究机构的意见，而不具有“红头文件”的约束力和影响力，事实上也起不到向医院“施压”的作用。

一个单位的员工在外面遇到了麻烦，需要依法维护自身权益的时候，单位能不能以“公函”形式支持他依法维权？单位对员工的这种支持，只要没有滥用公权力，没有鼓动、怂恿员工采取非法手段，就应当是没有问题的。即便这个单位是公权机关，当其员工在外面依法维护自身权益，单位也可以出面表示对员工的支持，只是这种支持不能超出必要的限度，不能以公权力向其他单位或个人“施压”。严格地说，无论是权力机关、社会团体、研究机构、国有企业还是私营企业，任何单位都可以支持自己的员工依法维权，最合适的形式是由单位工会组织出面，表示对员工依法维权的支持。如果一个人没有工作单位，那么他所在的街道、村镇和居委会、村委会，或其他社会组织、公益组织也可以出面，以“单位”的名义支持他依法维权。

杨女士在北医三院不幸死亡，事件的调查处理必须纳入法律轨道，严格按照法律程序和规定进行，才能维护医患双方的合法权益，才能给杨女士及其家属一个明白、公正、合理的交待。在此过程中，与患者一方得到了所在单位“公函”支持一样，医院一方也获得中国医师协会公开力挺，这对双方来说都是公平的。在现代法治社会，每个公民依法维护自身权益，所供职单位、工会组织、公益组织或有关公权机关都可以给予必要的支持与救济，有了这种合理合法的支持与救济，每个公民都能真切地感受到，自己是一个有“单位”、有“娘家”的人，而不是一个举目无亲、孤苦无助的弃儿。